《陳伯達傳》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五十九章　“武裝沖擊”釣魚臺
    江青推門進來，見屋中站了五個軍人，她頓時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這里來抓人？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誰讓你們來的？”這便是轟動一時的傅崇碧“沖擊”釣魚臺事件！
    ※※※
    “楊、余、傅事件”的“傅”，即北京衛(wèi)戍區(qū)司令員傅崇碧。
    傅崇碧挨整，主要因為他幾次得罪了江青。特別是“七·二○事件”爆發(fā)后，陳再道奉命進京，住在京西賓館，造反派沖進來要批斗陳再道，是傅崇碧設下妙計，保護陳再道：把陳再道鎖進電梯，再切斷電源。造反派們在京西賓館東尋西找，找不到電梯中的陳再道！
    傅崇碧被打倒，是在于“釣魚臺事件”。用江青的話來說：“傅崇碧的膽子好大，他帶了兩部汽車沖中央文革！這樣下去，我們的安全還有保證沒有？”
    奇怪，作為北京衛(wèi)戍司令，怎么會去“沖”那個“中央文革”？即便去“沖”，怎么只帶“兩部汽車”？
    “文革”十年怪事連篇。傅崇碧“沖”“中央文革”，也是其中的怪事之一。這樁怪事，又與陳伯達有關。
    董保存的《楊余傅事件》（《東方紀事》1988年一期）中，曾這樣寫及：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釣魚臺“中央文革”的辦公樓內。
    會議室里坐得滿滿的，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姚文元、謝富治等人正在說著什么，等他進來坐定，周恩來說：魯迅的夫人許廣平給主席寫信，說原藏在魯迅博物館內的魯迅書信手稿不見了。主席指示，讓我們迅速查找。
    事情是這樣的：1968年3月初，魯迅先生的夫人許廣平給毛主席寫信，稱原藏在魯迅博物館的書信手稿不見了。毛澤東當即要周恩來馬上查找。
    任務是周恩來、陳伯達交給楊成武的。
    楊成武知道此事不好辦，就說：“這就像大海里撈針一樣，怎么個找法呀？”
    周恩來出主意說：叫衛(wèi)戍區(qū)去查，你們還可以去提審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況。
    交代完任務，已經(jīng)是凌晨3點多鐘，楊成武打電話給傅崇碧，要他帶幾個人馬上到楊成武的住處等，然后一起去秦城監(jiān)獄。
    傅崇碧帶了劉光普等4人很快趕到了楊成武的家里。
    等楊成武開完會回來，便驅車直奔秦城。到了監(jiān)獄時，已經(jīng)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他們很快見到了戚本禹……
    據(jù)戚本禹交代，“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員韓書信知道此事。傅崇碧急找韓書信，而他正巧回四川休假，隨即要韓書信連夜乘飛機飛回北京。韓書信一聽說此事，便說何先倫知道。
    傅崇碧在北京西苑旅社找到何先倫，他又說承辦人是“中央文革”的保密員卜信榮。
    這時已是3月8日了。如董保存的《楊余傅事件》一文所寫：
    大家目瞪口呆。查來查去，轉了那么大的彎子。知情人就在釣魚臺！
    他們趕快打電話報告江青。江青不在，肖力（引者注：即江青之女李訥）接了電話。
    傅崇碧問：“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員有卜信榮這樣一個人嗎？”
    “有?！?br />     “他知道魯迅手稿的下落。你給江青同志報告一下，我們隨后就到?！?br />     打完電話，傅崇碧他們立刻登車，駛向釣魚臺。
    吉普車開得飛快。幾分鐘便到了釣魚臺。
    釣魚臺的門衛(wèi)，依舊像往常一樣，站得筆直。見到傅崇碧的車號，他們正準備放行，但兩輛吉普車同時剎住了。
    他們先到傳達室，讓負責接待的同志給“中央文革”打電話，請示是否可以進去？衛(wèi)戍司令的車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輛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的秘書很快答復：“可以進來?！?br />     就這樣，兩輛車子緩緩開進了釣魚臺。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辦公樓前，車子剛剛停下，見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過來。禮節(jié)性打過招呼，他們便一起走進會議室。
    進屋還沒有站定，江青推門進來，見屋中站了五個軍人，她頓時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這里來抓人？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誰讓你們來的？”這便是轟動一時的傅崇碧“沖擊”釣魚臺事件！
    那個同意傅崇碧進釣魚臺的陳伯達秘書，是王保春。
    ※※※
    林彪說：“傅崇碧前一時期帶了兩輛汽車，全副武裝，進中央文革的地點去抓人。這件事情本來是楊成武的命令，他給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楊成武不承認……”
    我一聽，才知道事態(tài)的嚴重性，才明白為什么一次次要我作檢查。
    ※※※
    筆者在1988年11月4日采訪王保春時，請他詳細談了事件的經(jīng)過。
    王保春回憶說：
    1968年3月初，一天晚上，陳伯達從“中央文革”開會回來，要我打電話給楊代總長，說是有一件要事要他處理———魯迅手稿丟失了，迅速查清下落。
    楊成武轉告了傅崇碧司令，要他去辦。
    傅崇碧經(jīng)過幾天調查，從“中央文革”的一個工作人員（記得此人是五十四軍的，原駐四川的部隊）那里得知，魯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辦公樓某個房間的保險柜里。
    3月8日傍晚，傅崇碧帶人前往釣魚臺，想到“中央文革”核實一下。如果魯迅手稿確實在“中央文革”那保險柜里，他的尋找手稿的任務也就完成了。
    那天傍晚，陳伯達吃過晚飯，跟秘書王文耀上西郊散步去了。我在釣魚臺值班。這時，在“中央文革”值班的是辦事組組長肖力。肖力讓辦事員打電話給我說：“王秘書，傅司令現(xiàn)在東門，要求進來。”
    我馬上給東門警衛(wèi)室打電話，告訴他們讓傅司令進來。因為傅崇碧是北京衛(wèi)戍區(qū)司令，而且又有急事要求進來，我當然同意讓他進來。
    這時，我又給釣魚臺警衛(wèi)處打了個電話，要他們立即派一輛車，沿著西郊公路頤和園方向尋找，見到陳伯達的車子，馬上追上，請他回釣魚臺處理急事。
    傅崇碧的車子進釣魚臺之后，沒有上我所在的十五樓，而是直奔十六樓“中央文革”辦公樓。
    傅崇碧到了十六樓后的情形，我不在場，不清楚。
    沒一會兒，陳伯達給追回來了。他一回來，直奔十六樓，在那里開會。開會中間，陳伯達來到十五樓找我。當時，他臉色很難看。
    他一見到我，就問：“是你同意傅崇碧進來的？”
    我回答：“是呀。”
    他又問：“你為什么讓他進來？”
    當時，我感到奇怪，便說：“他是衛(wèi)戍區(qū)司令，我怎么能讓他等在門外？在禮節(jié)上也說不通呀！”
    “你要寫個檢查！”陳伯達虎著臉對我說。
    我簡直糊涂了，這要寫什么檢查呢？我就問：“伯達同志，這檢查怎么寫呀？”
    “你就寫，你為什么不請示，就同意傅崇碧進來！”陳伯達說。
    “你出去了呀！”我感到委屈。
    “你就寫吧，馬上就寫，我等著要?！标惒_催促說。
    我只得寫檢查，主要是寫了事情的經(jīng)過。寫好后，當場交給陳伯達。陳伯達拿著我的檢查，又去十六樓開會。
    江青一看我的檢查，生氣了，說：“王保春寫的是什么呀，他沒有觸及靈魂！”陳伯達拿著我的檢查，又回到十五樓，要我重新再寫。
    我很惱火。我說：“傅司令經(jīng)常出入中南海，人民大會堂，釣魚臺，這是他的工作呀。
    為什么這一次進釣魚臺就不許進來？我的檢查，沒法寫深刻！”
    這時，陳伯達拿起我的檢查，給我加了一些“深刻”的話，然后，要我照著他改過的檢查，重抄一遍。我記得，他給我加上了“狂妄自大，不請示任何人，擅自同意”之類的話。
    另外，我自己一生氣，又加上了：“由于本人水平低，不適宜于在中央機關工作，要求調離?！?br />     陳伯達把我抄好的檢查看了一遍，似乎滿意了，又去十六樓。
    很快的，一兩天后，我看到一份中央的傳閱文件，內中有江青對我的檢查的兩條批示：
    一、王保春同志應在組織生活會上作深刻檢查，以使其他同志從中汲取教訓，引以為戒；二、王保春同志去留，由伯達同志定。
    當時，我是想不通的。后來，到了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會堂召集會議，我也去了。林彪說：“傅崇碧前一時期帶了兩輛汽車，全副武裝，沖進中央文革的地點去抓人。這件事情本來是楊成武的命令，他給傅崇碧的指示，但是楊成武不承認……”
    我一聽，才知道事態(tài)的嚴重性，才明白為什么一次次要我作檢查。我當時受到很大的壓力。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六十章　掀起抓“小爬蟲”“變色龍”運動
    陳伯達咒罵“王、關、戚”是“一些丑惡的變色龍，一些變色的小爬蟲”。這種如同“牛鬼蛇神”那樣沒有嚴格、精確的政治含義的“帽子”，又引起一場新的混亂。
    ※※※
    “楊、余、傅事件”的“余”，即余立金，空軍政治委員。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時，所帶的隨員便有余立金。毛澤東對金立金的信任，使林彪死黨、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極度不快。
    一種奇怪的邏輯，硬把“楊、余、傅”拉扯在一起：傅崇碧“武裝沖擊”釣魚臺，被說成是楊成武的命令，而余立金又被說成是楊成武的“同伙”，與楊成武“勾結”要奪空軍的權……
    1968年3月24日晚9時，萬人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出席者一色綠軍裝，他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總部、國防科委、國防工辦、各軍兵種、駐京各軍事院校、北京軍區(qū)部隊所屬各單位團以上的干部。
    等了快兩小時，才見到主席臺上出現(xiàn)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葉群、汪東興。
    會議氣氛緊張。唱主角的是林彪。
    林彪作了長篇講話。
    今天，這個會是要向同志們宣布中央最近的一個重要決定。最近我們黨的生活中間又出現(xiàn)了新的問題，發(fā)生了新的矛盾，發(fā)生了階級斗爭中間新的情況。這個問題雖然沒有像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陸、羅、楊那樣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問題要大一些，主席說，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問題。這就是，最近從空軍中發(fā)生了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與他們地位不相上下的。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職務；要把余立金逮捕起來，法辦！撤銷北京的衛(wèi)戍司令傅崇碧的職務……
    林彪歷數(shù)楊、余、傅之罪，其中提及了那“大樹特樹”，提及了“沖擊”釣魚臺……最令人驚訝的是，林彪把楊、余、傅與王、關、戚聯(lián)系起來了：
    “江青同志有病時，他（引者注：指楊成武）同戚本禹這些人就搞江青同志過去的黑材料?。≡缭谌ツ甏禾炀透憬嗤镜暮诓牧?，實際上成立了這種專案，來迫害江青同志……
    他才是王、關、戚真正的后臺！”
    簡直像變魔術似的，這么一來，不僅“楊、余、傅”成了一伙，而且跟“王、關、戚”是一伙呢！
    會議進行到凌晨1時，毛澤東出現(xiàn)在主席臺上，頓時全場歡聲雷動。毛澤東一句話也沒說，只是向大家招招手。他的出現(xiàn)，是以一種特殊的語言來表達———林彪關于打倒楊、余、傅的講話，是得到他的允許的。
    陳伯達慶幸自己躲避了這場政治災禍；上一次，“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是他簽發(fā)的，王力、關鋒為他“替罪”了；這一次“大樹特樹”也是他簽發(fā)的，而帳全都算到楊成武頭上去了！
    “好戲連臺”。3月27日下午2時半，在北京工人體育館云集首都十萬軍民，舉行“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哦，何等的“巧妙”，這一回把“楊、余、傅”說成了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撲”！
    出現(xiàn)在主席臺上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葉群、汪東興、溫玉成。
    大會由陳伯達主持。
    筆者從檔案中查到當時的講話記錄，江青、康生、陳伯達在這次講話中，才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中談及了王、關、戚，而且上溯“二月逆流”，后掛“楊、余、傅”事件。
    江青提及了“大樹特樹”和“釣魚臺事件”，不斷往自己臉上貼金，仿佛“先知先覺”。
    江青聒聒噪噪講了一通之后，康生上場了，康生說楊成武“表面上也反王關戚，但實際上他是王關戚的后臺”。康生說，“二月逆流”是對“文革小組的組長陳伯達同志、副組長江青同志發(fā)起一個新的反撲”。
    真是巧舌如簧，康生作了一番精彩的演說。這時，江青連忙說：“現(xiàn)在請陳伯達同志講話?！?br />     “理論家”的演說，富有“理論”色彩。他一下子就把“文革”概括為“五個大回合”。
    陳伯達咒罵“王、關、戚”是“一些丑惡的變色龍，一些變色的小爬蟲”。
    隨著陳伯達的講話印發(fā)全國，各地紛紛揪“小爬蟲”、“變色龍”。這種如同“牛鬼蛇神”那樣沒有嚴格、精確的政治含義的“帽子”，又引起一場新的混亂。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六十一章　“第三次家庭破裂”
    “我看呀，文化大革命的第六個回合，挨著你！”
    當陳伯達作完大報告，回到家里，妻子劉叔晏挖苦這位“理論家”。
    從1967年2月10日開始，陳伯達的政治地位一次次搖晃。到了揪出王、關、戚，劉叔晏已在那里天天替陳伯達擔心了。
    回到家里，心煩意亂的陳伯達和擔驚受怕的劉叔晏遇到一起，三天兩頭吵架。
    好在陳伯達有釣魚臺的十五樓，那“十五樓”甚至成了他的代號———找“十五樓”，亦即找陳伯達之意，他常住十五樓，不大回新建胡同家中。夫妻之間的感情日漸惡化。
    林彪秘書張云生在《毛家灣紀事》一書中，寫及葉群“調?！标惒_家事的情況：
    葉群在工作人員中還不時透露，陳伯達和他的妻子劉叔晏之間的關系十分緊張。“老夫子是多好的人哪，可是劉叔晏還不滿足。她總是和老夫子吵鬧，弄得老夫子非常苦惱。我真同情老夫子，可是又有什么辦法呢？”
    一天，我正和于運深（引者注：林彪秘書）在人民大會堂值班，接到葉群從養(yǎng)蜂夾道打來的電話：
    “等一會兒，黃志勇到人民大會堂去，你們接待一下。他到后，叫他稍等，我很快就去。”黃志勇是裝甲兵政委，平時與毛家灣的來往并不多，葉群這次叫他來干什么？我和于運深都覺得很奇怪。
    黃志勇到后，我把他請到秘書值班室。他已經(jīng)年過半百，身材較高，但是消瘦。他知道，他只是奉葉群之召而來，因此并不與我們攀談什么。他一個人悶悶地坐在那里，我和于運深繼續(xù)看我們手邊當日的文件。
    時間不長，葉群到了。她一見黃志勇，就滿臉堆笑地上前和他握手：“叫你久等了。我實在沒辦法，只好搬你的兵了?！?br />     黃志勇站起來，和葉群握手后又坐下。他微微露出笑意，但不像葉群那樣形之于表。
    “我們到隔璧去談談吧！”葉群對黃志勇說。接著，葉群帶頭先走，黃志勇跟了出去。
    過了20多分鐘，葉群到秘書值班室，把于運深也叫了去。又過一會兒，小于回到值班室換衣服，忙著要走。
    “主任要我陪黃志勇去執(zhí)行一項任務?！庇谶\深告訴我。
    “什么任務？”
    “關于陳伯達的事。”小于說，“陳伯達的老婆又鬧事了，主任派黃志勇去幫助處理一下?！?br />     “陳伯達家庭內部的事，主任也插手了？”
    “插手了，不插手還行？”小于一邊發(fā)著牢騷，一邊戴上軍帽，急勿勿地出去了。
    快到深夜，于運深才回來。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想打聽一下緣由。
    “純粹是沒事找事！”小于還在牢騷滿腹，“陳伯達兩口子鬧別扭，主任派我們幫助陳伯達解圍！我們成了派出所的民警了！”
    “怎么解圍的？”
    “照主任交代，把劉叔晏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br />     陳伯達兩口子吵架，居然驚動葉群，由葉群派人去“解圍”。終于鬧到要離婚的地步—
    ——陳伯達的第三次婚姻又要破裂。
    陳伯達倒并不怕離婚，他已經(jīng)離過兩次婚。不過，這時候他已是中國的“第四號人物”，這類事倘若張揚出去，對于“中央首長”的形象無疑是不利的。
    “劉叔晏吵得我無法工作！”陳伯達向周恩來訴說著。
    只得采取措施：把劉叔晏用一架飛機運往山東，到濟南部隊某療養(yǎng)所療養(yǎng)。說是療養(yǎng)，實際上是強迫她離開北京。
    劉叔晏幾次三番想回北京，可是無法脫身，她只得一直在山東“療養(yǎng)”著。不過，倒是給她言中了———“文革”的“第六個回合”，所打倒的正是陳伯達！陳伯達被打倒后，她也就在山東被隔離審查……一直到1982年，她這才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劉叔晏當時對陳伯達很生氣，回北京之后，把一子一女都從姓陳改為姓劉。1989年9月20日，陳伯達去世。
    劉叔晏雖然沒有出席陳伯達的追悼會，但是送了花圈。七年之后———1996年6月，劉叔晏去世。中共中央辦公室人事局為劉叔晏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她的遺體上覆蓋著中國共產(chǎn)黨黨旗。在劉叔晏離開北京之后，陳伯達搬了一次家，搬到了米糧庫胡同去住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六十二章　“熱線”聯(lián)系林彪
    陳伯達在“中央文革”的日子，已經(jīng)越來越不好過了。
    在打倒王、關、戚之后，“中央文革”只剩5個人，真的成了一個“小”組?？墒牵谶@5個人之中，張春橋、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隊”，康生是江青的“軍師”，陳伯達這個組長在“中央文革”中處于孤立的地位。連他自己也漸漸意識到，第六個回合所要打倒的，十有八九是他了！
    他尋求新的政治伙伴，以求結成新的聯(lián)盟，鞏固自己每況愈下的地位。
    靠毛澤東嗎？毛澤東當然要依靠的。但是，毛澤東接二連三的批評，表明毛澤東對他的信任是很有限的。
    靠周恩來嗎？周恩來正氣凜然，是不可能跟他拉拉扯扯的。
    “第一號人物”毛澤東靠不上，“第三號人物”周恩來靠不攏，陳伯達的唯一選擇，那就只有與“第二號人物”林彪接近。
    在歷史上，陳伯達與林彪本來沒有什么“友誼”的淵源可尋。在工作上，一個是文人，一個是武將，也沒有什么聯(lián)系?？墒?，在“王、關、戚”被揪出來以后，在“楊、余、傅”
    事件之后，為著自身的生存，為著政壇格斗的需要，陳伯達漸漸從釣魚臺“離心”，改換門庭，投向毛家灣。
    林彪呢？在“楊、余、傅”事件之后，黃永勝取代了楊成武，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林彪在軍隊里的勢力日益擴大。不過，林彪手下清一色的都是武將，他所缺的是“秀才”?？闯鲫惒_在“中央文革”中受擠，林彪當然樂于把這么一位“理論家”拉過來。
    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于各自的政治處境，林彪和陳伯達之間的來往漸漸多起來，以至陳伯達兩口子吵架，也由葉群出面予以“調解”。
    陳伯達與林彪的暗中聯(lián)系，那“中轉站”是葉群。陳伯達跟葉群同鄉(xiāng)，況且早在延安就已經(jīng)有過來往，所以很快就建立了“熱線”。
    林彪秘書張云生曾為陳伯達、葉群之間通話做過一次記錄，他的回憶透露了陳伯達當年的心境：
    一次，葉群正在聽我講文件，陳伯達來了電話。葉群接電話后，我想退出，葉群用右手掌在空中向下壓了兩下，又作出拿筆寫字的姿勢，示意讓我留下做記錄。
    “你好？老夫子。”葉群接過電話后說，“幾天沒見了，真有些想念你……你講吧，這里就我一個人?！?br />     我覺得很窘。葉群說這里就她一人，可是實際上還有我在旁聽。葉群又一次做手勢，再次示意我作好記錄?！啊?！你想來毛家灣，還有點怕。你怕什么呢？……
    啊，你說不是怕林彪同志（葉群故意重復對方的話），你對林彪同志還是完全信任的。
    啊……你說你怕的是你周圍的環(huán)境……你的心情一直很不舒暢，甚至一個人在暗地哭過……
    怎么搞的？那幾個小的（原注：大概是指王、關、戚）過去對你不好，不是都已經(jīng)處理了嗎？……啊，你說問題不是那樣簡單……嗯，你說主席對你是好的，林彪同志對你是好的，可是還有人對你不好。誰呢？……總理嗎？……那又是誰呢？……你不好說……江不是對你很好嗎？……嗯，江不像過去了……她批評你政治上不成材……你說心里難過，總想哭……
    你想到毛家灣來，又不敢來……你暫時不來也好。你放心，林彪同志是關心你的，支持你的……對，一組那里對你的看法也還好，你別傷心，你要注意保重……你放心，我不會對任何人講，絕不會。再見！”
    葉群放下電話后，立刻把我作的電話記錄收了去。她站起來說：“對你們當秘書的，保不了密。知道了就行了，但不準對別人說。老夫子現(xiàn)在處境很難，總想找我?guī)椭?，可是我能幫什么呢？我得找首長去?。ㄒ咦ⅲ骸笆组L”指林彪）”
    從那以后，張云生常常接到福建口音的電話：“我是陳伯達。我想和葉群同志講個電話?！?br />     陳伯達不大去毛家灣，怕的是太顯眼，容易引起別人注意。他通過葉群這條“熱線”跟林彪聯(lián)系。三天兩頭，陳伯達跟葉群之間的電話越打越多，有時一談就是個把小時！
    陳伯達在電話中閑聊時說了幾句想吃海螃蟹，區(qū)區(qū)小事一樁，葉群卻馬上以“林辦”名義打電話，讓空軍用飛機運來，送到陳伯達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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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達傳》 第六十三章　“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案件
    在“楊、余、傅”事件之后，“文革”從初期的大轟大嗡逐漸轉入中期的“清理階級隊伍”和“整黨”。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轉發(fā)了《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fā)動群眾開展對敵斗爭的經(jīng)驗》，把這個廠樹為“清理階級隊伍”的“樣板”。從此，“清理階級隊伍”便作為毛澤東關于“文革”的“偉大戰(zhàn)略部署”，在全國城鄉(xiāng)展開了。
    這時，陳伯達抓了個“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案件，緊追“后臺”……
    事情最初是在1967年10月發(fā)生的。那時，在北京出現(xiàn)一份不同尋常的傳單《中國共產(chǎn)黨非常中央委員會致全黨的公開信》。
    這封《公開信》力透紙背，深刻地剖析了正在進行著的“文化大革命”，指出這是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經(jīng)濟上、文化上對黨和國家的大破壞。
    《公開信》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陳伯達、康生、江青在那里興風作浪。指出陳伯達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還指出撐這些“左派”的腰的是林彪。
    《公開信》甚至指責了毛澤東，說他過分注重個人權力，遇事多疑，而且反復無常，往往從一個極端跳向另一個極端?！豆_信》熱情贊頌了在艱難中為國為民分憂的周恩來……
    這份傳單一在北京出現(xiàn)，立即驚動了“中央文革”，驚動了謝富治那個公安部。謝富治把《公開信》作為“大案”來抓。
    謝富治調集了公安部的行家們集中力量突擊偵破。才一個來月，1967年10月20日便在天津破獲此案。
    原來，作案者是天津一家煤球廠的一個工人。作案者供認：“從頭到尾，從始至終，都是一人干的，沒有任何人參加。”
    據(jù)作案者說，他自己起草了《公開信》，自己刻蠟紙，自己油印了80多份。1967年10月8日后半夜，亦即10月9日凌晨，他來到北京外交部街，把傳單分別投進了附近的幾個郵筒。
    經(jīng)過公安人員鑒定筆跡及對油印機進行鑒定，確定是由那位天津煤球廠工人所寫、所印的。
    這一案件，公安部的專案人員以為可以結案了。
    陳伯達卻搖頭：“我不相信這件事就那么簡單，肯定有后臺！”
    1968年4月28日下午，陳伯達和謝富治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待廳接見專案組人員。陳伯達指著墻上掛著的“宜將剩勇追窮寇”的大字標語說：“宜將剩勇追窮寇，你們要學習……抓到了刻蠟版的人是起點，不是終點。老板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來。不是僅僅一個人搞的，可能有一個組織。”
    陳伯達接著說：“抓了幾個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黨的情況。不行。我的意見你們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講的，你們要追，要很嚴肅、很認真的窮追，追到哪個就是哪個?！?br />     陳伯達還說：“要追窮寇嘛，我看這里面有好幾層，說不定有十八層，不是一兩層，也不是兩三層?！?br />     這么一來，專案組就開始“追后臺”，企圖破獲一個“反革命組織”。
    追了幾個月，進展不大。1968年8月19日、12月6日，陳伯達和謝富治又兩次接見專案組，給他們打氣。
    陳伯達很明確地說：“就是要往上追，總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誰就是誰?！?br />     陳伯達拿著《公開信》，故意問道：“這個反革命信上講，有一個人可以出來當權。誰是這么一個人?。俊?br />     謝富治馬上點明了：“根子就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
    吳法憲把話講得更是明白：“還不就是那第二號大走資派嘛！”
    陳伯達見他們說出了自己的意思，補充道；“你們要追窮寇！追窮寇！”
    在陳伯達作了這么一番“指示”之后，專案組“立足于有，去審訊”。也就是說，先確定了有“后臺”，然后“追窮寇”。
    這么追來追去，在1968年12月竟追出了一樁離奇的通天大案———“中國（馬列）共產(chǎn)黨”假案。在嚴厲的逼、供、信之下，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jīng)濟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周慈敖被迫按照專案組的意圖交代：在北京，成立了“中國（馬列）共產(chǎn)黨”。據(jù)云，“偽黨”的中央“書記”是朱德，“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是陳毅，“總理”是李富春，“常委”
    有朱德、陳毅、李富春、徐向前、葉劍英、賀龍、廖承志、楊成武等，“委員”有王震、蕭華、余立金、伍修權、王炳南、劉伯承、譚震林等等。又云，這個“中國（馬列）共產(chǎn)黨”
    在1967年7月，曾秘密地召開過“代表大會”……
    只是這個假案編造得太荒唐，而且牽涉面太大，又沒有真憑實據(jù)，專案組追了一陣子，也墜入迷霧之中，無法真正立案。這樣，在1969年8月，不得不把有關“偽黨”的檔案封存，不再“追窮寇”了……
    1980年11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就這一問題，對陳伯達進行了嚴肅的審問。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六十四章　起草“九大”政治報告
    中共“九大”，是一次權力再分配的會議。中共高層的權力之爭遲遲未能明朗化，于是原定在1968年國慶節(jié)前召開的中共“九大”也就遲遲開不起來。毛澤東只得提議，先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作為召開中共“九大”的預備會議。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發(fā)布了一段“最高指示”：“這次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chǎn)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毛澤東的這段話，為召開中共“九大”定下了基調。
    會議再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把“四帥”“三副”說成是“一貫右傾”。會議通過了《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定。
    會議的公報宣告：“全會認為：經(jīng)過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jīng)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這樣，中共“九大”的準備工作也就緊打緊敲開展起來了。
    為中共“九大”準備的主要文件共兩項：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報告。
    誰來起草報告，意味著誰在黨內有多大的勢力。圍繞著由誰來起草，發(fā)生了一場激烈的爭斗。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是不會去執(zhí)筆起草這兩個文件的。似乎順理成章，應當由“第四號人物”、“理論家”陳伯達去起草。何況，陳伯達是“大手筆”，一系列黨的重要文件曾出自他的筆下。
    張春橋、姚文元先下手為快，早已把修改黨章之權搶到手。
    不過，在陳伯達看來，起草政治報告，非他莫屬。
    可是，毛澤東卻指定由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人起草。
    這時候的陳伯達，常住米糧庫胡同家中，已經(jīng)不大去釣魚臺了。他與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之間，已產(chǎn)生很深的裂痕。他與林彪的日益接近，使這一裂痕日益擴大。他已很難跟張春橋、姚文元合作。
    陳伯達如此回憶道：
    “九大”前，原來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報告稿。我不愿同張、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單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著手，并組織幾個人幫助搞材料。
    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于“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說了一個重要批示：
    “鄧小平同志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庇浀茫飨脑?，我向周恩來同志報告過。
    張春橋幾次打電話要我到釣魚臺去，和他們一同搞。我說，你們可以搞你們的。結果，他們就以康生帶頭的名義，搞出一個稿子。
    實際上，起草人的名單雖是毛澤東定的，卻叫林彪出面來抓起草工作———因為毛澤東已指定林彪來作政治報告。1969年2月下旬，林彪在毛家灣召見了三位“大秀才”———
    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林彪說了自己的一些意見。這時，張春橋、姚文元對陳伯達說：
    “你先動筆吧。需要我們時，就隨時找！”
    陳伯達在米糧庫胡同埋頭于寫政治報告，與釣魚臺分庭抗禮。
    他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的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全文分十個部分。他送給毛澤東審看的是第一部分和全文的提綱。當時，他還未寫出全文。
    陳伯達向中央請假一個月，全力以赴起草政治報告。
    陳伯達深信，憑他的這支筆，完全可以獨自寫出政治報告。他不理張春橋和姚文元。
    張春橋和姚文元著急了。他們借口陳伯達寫得太慢，會影響“九大”的召開，準備另搞一攤，另外起草一份政治報告。
    陳伯達得知張、姚的動向，就把自己的提綱和已經(jīng)寫完的三個部分，拿出來討論。
    會上，張春橋、姚文元批評陳伯達的初稿是鼓吹“唯生產(chǎn)力論”。
    于是，張春橋、姚文元拉了康生，決定另起爐灶。
    康生很刁，推說自己生病，不參加具體討論。張春橋、姚文元以為這是奪取起草權的好機會，花了一個星期就突擊出一份政治報告來。
    這時，康生開腔了，他給林彪打了電話：“春橋、文元寫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覺得，作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報告，這個稿子的分量是不夠的。但是在這樣短的時間內，他們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來，還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為進一步討論修改的基礎，因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腳的。”
    康生又得到江青的支持，使陳伯達完全處于孤立的境地了。
    ※※※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個牛皮紙口袋，從中南海退回來了。陳伯達如五雷轟頂，毛澤東不拆信，意味著他的稿子不屑一看！“我當場就哭了，哭得很厲害，很厲害。我一輩子都沒有那樣哭過！我很傷心，很傷心！……”
    ※※※
    終于，江青得知毛澤東對陳伯達寫的初稿有過批示，而陳伯達竟不告訴她，更不告訴康生、張春橋、姚文元。
    江青、康生大怒，說陳伯達“封鎖毛主席的聲音”！
    陳伯達與江青、康生大鬧起來。陳伯達回憶了當時的情景：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謀劃策，以所謂我“封鎖毛主席的聲音”為借口，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搞了一個大會，到會的人在大廳里幾乎坐得滿滿的。
    江青自己宣布：她是會議主席，“陳伯達作檢討”。
    她同康生兩人“你唱我和”。我只說了一句話便被打斷。
    江青說：“陳伯達不作檢討，不讓他說了?！彼膊蛔寘⒓訒h的其他人發(fā)言。
    當時工作人員一般都穿軍裝，我在會上穿的也一樣。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領章。
    我看，這個會是為打倒我而開的會，沒有什么可辯，就大喊一聲：“大字報上街！”
    （即贊成打倒我的大字報上街）。
    葉群在會上高呼：“擁護江青同志！”
    江青聯(lián)合康生，差一點要把陳伯達打倒了。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最令陳伯達吃驚的是，葉群居然會高呼“擁護江青同志”。
    不過，會議剛剛結束，葉群馬上又悄悄地向“老夫子”打招呼：在那種場合，她只能那樣喊！
    開了那次批評會之會后，陳伯達依然不服，他還是寫他的那份政治報告，不愿跟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合作。
    這么一來，就有了兩份不同的政治報告。毛澤東在這兩份政治報告中必須作出選擇：要么用陳伯達起草的，要么用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
    借助于江青在背后的活動，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政治報告，交由中央討論。這當然意味著他們寫的政治報告一旦獲得通過，將會被大會所采用。
    陳伯達在討論的時候，抓住機會，也對他們的稿子提出意見。這時候的張春橋，已經(jīng)不把他這個“組長”放在眼里，與他公開吵了起來。
    陳伯達依然故我，還在寫他的政治報告。他企望自己寫的政治報告，能夠得到毛澤東的贊許。一旦毛澤東認可了，他的稿子就會被采用。他非要爭這口氣不可。這倒不是為了一篇稿子，他知道，一旦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的稿子被正式采用，那就意味著他這位“理論家”一錢不值！
    與此同時，在釣魚臺，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也在全力以赴，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他們起草的政治報告。
    離“九大”召開的日子越來越近了，兩派“大秀才”還在那里斗法！
    陳伯達改了一遍又一遍，總算寫出了政治報告。他恭恭敬敬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連同他寫的政治報告，裝入一個大牛皮紙口袋。然后，把牛皮紙口袋親手封好，寫上“即呈毛主席”。
    陳伯達在家靜候佳音，他深信，自己如此用心，花了一個月寫出的政治報告，一定會受到毛澤東的嘉許，“九大”一定會用他的稿子，他畢竟是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的“理論家”，寫過那么多中央文件，他的稿子必定會比康、張、姚的稿子高明得多！
    很快有了回音。他派人送去的那個牛皮紙口袋，從中南海退回來了。毛澤東親筆在牛皮紙口袋上寫道：
    退伯達同志毛澤東
    陳伯達以為毛澤東會有親筆信給他，可是他一看那牛皮紙口袋，頓時傻眼了：原封不動，毛澤東沒有拆！
    陳伯達如五雷轟頂，毛澤東不拆信，意味著他的稿子不屑一看！那牛皮紙口袋是他親手封的，他看得出，沒有被拆過！
    他拆開牛皮紙口袋，里面裝著他給毛澤東寫的那封恭恭敬敬的信……
    陳伯達對筆者說：“我當場就哭了，哭得很厲害，很厲害。我一輩子都沒有那樣哭過！我很傷心，很傷心！……”
    是的，陳伯達是很傷心：這不僅僅意味著他一個月的心思白費，而且意味著他在與江、康、張、姚的競爭中敗北！
    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毛澤東對他的不信任———對他的稿子不看一眼！
    哭罷，陳伯達咬咬牙，對秘書說：“送中央辦公廳印刷廠排印！”
    “主席不用了，還排印！”秘書有些不解。
    “印吧，印吧，做個紀念也好！”陳伯達嘟囔著。陳伯達做好了下臺的思想準備……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六十五章　保住第四把交椅
    江青曾說，如果黃永勝當常委，她也要當。
    “第一夫人”這么一鬧，反而使陳伯達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號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卻進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錯了算盤！
    ※※※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終于在北京召開。24年前，在中央七大上，陳伯達只是中央候補委員；13年前，在中共八大上，陳伯達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如今他是跟在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后步上主席臺。
    坐在主席臺上，陳伯達依然是“第四號”座位。不過他的心中是惶恐的，因為林彪所念的是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政治報告，而他起草的政治報告被擯棄了。盡管沒有點名，但是，他聽得出，康、張、姚起草的政治報告中有段話是針對他的，稱他為“機會主義者”。
    據(jù)陳伯達回憶，在林彪念政治報告的時候，他的心情是“很不舒暢、很不痛快”的。他知道，每一次召開黨的代表大會，也就是黨對高層領導重新排列順序的時候，他無法猜測自己會被排到第幾號。他甚至以為，他可能會被甩出政治局！
    4月14日，中共九大召開全體會議，進行大會上發(fā)言。陳伯達心灰意懶，根本無意在大會上講話。可是，毛澤東說，政治局常委都要在大會發(fā)個言。陳伯達曾推托，說沒什么可講的。不過，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不可違背，況且五名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名———毛、林、周、康都準備在大會上發(fā)言，他不能不說幾句。
    說什么好呢？陳伯達只得急就章，由他口授，秘書“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為之記錄，急急忙忙寫了篇發(fā)言稿。唉，如果不是因為他寫的政治報告被否決，按照他的習慣，早在九大召開之前，就會把大會發(fā)言稿寫好。
    講什么好呢？就用毛澤東的一段“最新指示”作為發(fā)言的核心吧：“在注意到一種主要傾向的時候，也要注意可能掩蓋著的另一種傾向?！睘榱恕氨ｋU”起見，在發(fā)言中，他一段又一段地引述毛澤東的一系列“最高指示”，以免被別人抓住小辮子。這樣的個人發(fā)言稿，本來用不著送毛澤東審閱的。又是為了“保險”，他讓秘書王文耀抄了一份，直送毛澤東。
    這一回，毛澤東沒有原封退回，而是仔細看了，還寫了一段指示：
    “我的話，你少用，變成你自己的話去說?！?br />     看到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松了一口氣，原來毛澤東怪他引用的“最高指示”太多！
    他趕緊作了修改，把修改稿再送毛澤東審閱。
    這一回，毛澤東只在他的修改稿上畫了一個圓圈，表示已“圈閱”。
    這樣，4月14日的中共九大新聞公報便報道：“在4月14日的全體會議上，偉大領袖毛主席作了極其重要的鼓舞人心的講話。林彪同志作了重要講話。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孫玉國、尉鳳英、紀登奎等同志發(fā)了言?！?br />     陳伯達原以為這一回大約連政治局委員都當不成，可是出人意料，在4月28日下午舉行的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他仍當選為政治局常委，仍為“第四號人物”。陳伯達的回憶，透露了內中的奧秘：
    “九大選舉常委的事，是周恩來同志告訴我的。他對我說：我沒有想到你還列入這個名單里。江青曾說，如果黃永勝當常委，她也要當。有一位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單可以照舊不動。毛主席同意了這個建議?！?br />     “第一夫人”這么一鬧，反而使陳伯達保住了政治局常委、“第四號人物”的地位，她自己卻進不了常委之列———她全然打錯了算盤！
    中共九屆一中全會發(fā)布的新聞公報，以奇特的排名方式，公布了選舉結果。這張名單是林彪集團鼎盛時期的象征———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都進入了政治局。
    這五個新的政治局委員，加上林彪以及新“入伙”的陳伯達，林彪集團在政治局內占有七個席位———相當于政治局委員全體人數(shù)的三分之一！
    這張名單也表明，“中央文革”的最后五位成員，也全體進入了政治局———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盡管中共九大新聞公報宣稱，這次大會是“團結的勝利的”大會，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也說，“我們希望這一次代表大會，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實際上，新選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嚴重地存在著裂縫。倒是毛澤東早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式上說過的一句話，符合客觀實際：“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共產(chǎn)黨也是這樣?！?br />     在中共九大之后，陳伯達與林彪的接觸日益頻繁，在黨內結成了一派……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六十六章　毛家灣的座上客
    陳伯達本是毛家灣的稀客。通過“熱線”聯(lián)絡，他跟毛家灣的關系日益密切。江青呢？
    她在跟林彪抗衡，她要擴大她的影響，提高她的聲望。她與林彪暗中較量著。
    ※※※
    北京，中南海、毛家灣、釣魚臺唱起了“三國志”：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坐鎮(zhèn)，林彪在毛家灣拉幫結派，江青在釣魚臺跟康、張、姚密謀。
    毛家灣是北京一個很不顯眼的胡同，它不像中南海那樣是全國皆知的政治中心，也不像釣魚臺國賓館那樣氣宇軒昂。毛家灣在北京平安里東南，中南海西北，皇城根附近。毛家灣分前、中、后三條小巷。在一道灰色的高墻之內，是一個又一個院子。那里原是高崗的住所。林彪本來住在北京西直門里南草場胡同。自從林彪成為國防部長之后，權重一時，便遷入毛家灣。經(jīng)過擴建，林彪公館的建筑面積達一萬多平方米。可是在外邊只見到堵灰墻而已，老百姓誰也不知“副統(tǒng)帥”住在這里。
    陳伯達本是毛家灣的稀客。通過“熱線”聯(lián)絡，他跟毛家灣的關系日益密切。往常，當陳伯達作為“中央文革”組長住在釣魚臺時，江青常常拉他看“參考片”。陳伯達對于電影沒有太大興趣，可是不去看又不好，因為江青往往在看完電影之后開碰頭會．陳伯達一邊看電影，一邊打瞌睡。
    如今，毛家灣也放起電影來。陳伯達一反常態(tài)，變成看電影的“積極分子”。每逢“林辦”來電話，請他看電影，他必定去。
    從米糧庫胡同到毛家灣，小轎車十分鐘就到了。不過，陳伯達的車子總是要先在市區(qū)東游西逛，直至斷定后邊沒有車子跟蹤，這才悄然拐進毛家灣。
    每次來毛家灣“看電影”的“觀眾”，無非是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林彪，已經(jīng)很明顯地形成他的集團了。每一次“看電影”，都成了林彪集團的一次秘密約會。林彪，是中共九大黨章上明文規(guī)定的毛澤東的“接班人”，是黨的唯一的副主席。林彪集團，文有陳伯達，武有黃、吳、李、邱，“秘書長”有葉群，正是羽毛豐滿，勢力超過江青集團。
    江青呢？她在跟林彪抗衡，她要擴大她的影響，提高她的聲望。她與林彪暗中較量著。
    據(jù)陳伯達回憶：
    江青的卑鄙野心，作了不少“天開異想”?！熬糯蟆币唤Y束，她即要把她個人突出在中央之上。比如，她給一個什么文藝團體“命名”，要登報大書此事。周恩來同志退回這個新聞稿子。
    “九大”一結束，她還要用“中央文革”名義，重新發(fā)表她在上海的什么座談會紀要，“要大家學習”，又送到我處。我寫上“凡是中央文革小組文件，今后都必須由毛主席批?！泵飨灰娢募?，就把“江青同志”四個字勾去了。
    總之，她在北京并不如意。她和張春橋、姚文元在一段時間里回到上海去議論他們在“九大”后各種計謀。他們?yōu)槭裁床辉诒本┠?？因為中央的會，中央的事，還是周恩來同志主持，他們的陰謀詭計，遇到了阻力。
    后來，當江青回到北京，在1969年10月，林彪和葉群卻又神秘地離開北京毛家灣，飛往蘇州。林彪瞞著江青，也不驚動在上海的張春橋。
    可是，張春橋迅速得知蘇州來了一位“大人物”，并馬上電告江青。
    林彪剛剛抵達蘇州，江青就“追”來了———把一包文件派人送來，弄得林彪極度不快。
    林彪秘書張云生記述了林彪與江青的這一幕爭斗：
    沒過幾天，江青就寄給林彪一包文件，請林彪表態(tài)支持。
    這包子文件里，共有兩份篇幅很長的材料，另附有一封江青致林彪的短信。一份材料是江青署名致全黨的一封關于文藝問題的長信。信中不僅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藝界說得一無是處，而且把“九大”前后的文藝工作現(xiàn)狀也描述得一團漆黑。中心意思是批所謂“有些地區(qū)、有些人以宣傳樣板戲為名，行歪曲、破壞樣板戲之實”。另一組材料的標題是《周揚鼓吹資產(chǎn)階級文藝復興的一些言論》。這是前邊那一封信的“附件”，也是要轉發(fā)全黨的。
    其實，在1969年夏，江青曾把這兩份文件送給林彪。林彪批了“請政治局討論后呈主席批示”。毛澤東看了江青的兩份文件，不予理睬。這一次，江青再送林彪。林彪怎么辦呢？他又寫了批示：“再請政治局討論后呈主席批示?！?br />     林彪又把“球”踢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再次壓了下來……
    毛澤東、林彪、江青在演出頗為有趣的“三國志”！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六十七章　“天才”之爭
    中共九大之后，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因為三屆人大是1964年召開的，已經(jīng)過去五年，何況“罷免”劉少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之職，必須通過人大。
    召開黨的代表大會，要準備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報告；召開人大，則要準備政府工作報告和修改憲法報告。
    起草政府工作報告，理所當然由周恩來總理主持。
    修改憲法工作呢？毛澤東指定由康生主持，陳伯達參加。本來，應當由陳伯達主持的，因為陳伯達畢竟名列康生之前，是“第四號人物”。可是，由于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之爭中，康生占了上風，所以這一回毛澤東仍指定康生來主持。
    陳伯達作了如下回憶：
    “九大”后，由康生主持修改憲法，叫我也參加。
    討論會在懷仁堂。一天晚上，我在衛(wèi)生間，忽然聽見吳法憲聲音很大，似乎還拍桌子。
    我出來時，事已沉寂。旋即散會。吳法憲沒有走，我問他是吵什么事。據(jù)吳法憲說，張春橋否認毛主席是“天才”，所以他吵發(fā)火了。
    聽吳法憲說時，我認為吳法憲是對的，因為我也認為毛主席是一個天才人物。
    但同吳法憲談話時，我并沒有大肆渲染這件事，聽他說后，我只覺得張春橋可笑。
    時間很短，我即同吳法憲出懷仁堂。開會的人都走了。可是，看見懷仁堂門外，康生的秘書李鑫一個人在汽車上未走。我想，他會是康生留下觀察的……
    懷仁堂多事。這一回，為著修改憲法，又發(fā)生了激烈的爭論。
    修改憲法，怎么會忽然爭起了“天才”問題？
    原來，這次修改憲法，要在序言中提及毛澤東。關于毛澤東的評價，在當時，最“權威”的莫過于林彪為《毛主席語錄》所寫的《再版前言》中的一段話：
    “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chuàng)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wèi)和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br />     其實，林彪這篇寫于1966年12月26日的《再版前言》，是“中央文革”的“秀才”
    們?yōu)橹降兜?。內中“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這個學習毛澤東著作的“三十字方針”，是張春橋幫助林彪“總結”
    的（在林彪被打倒后，這‘三十字方針’不準批判，當時許多人莫名其妙———因為不知是張春橋搞的）。
    “天才地、創(chuàng)造性地、全面地”這三個副詞，自《再版前言》問世之后，幾乎成了毛澤東“專用”的了。幾乎所有的社論、文章，一提到毛澤東，便要用這三個副詞。
    可是，后來情況變化了。誠如毛澤東1970年12月18日跟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所說：
    “在過去幾年中，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xiàn)在沒有這種必要了，應當降溫了?！彼怪Z寫道：
    “今天，情況不同了。主席說，所謂‘四個偉大’———對毛本人的稱號———‘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tǒng)帥、偉大的舵手’討嫌?？傆幸惶煲y(tǒng)統(tǒng)去掉?！?br />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圈去了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以及新黨章中那三個副詞，只剩下“繼承、捍衛(wèi)和發(fā)展”三個動詞?？瞪?、張春橋、姚文元參與起草，深知毛澤東這一變化了的“政治行情”。
    林彪、陳伯達當然也知道這一“政治行情”。那“四個偉大”，那三個副詞，都深深打上“林”字印記。毛澤東說“四個偉大”討嫌，三個副詞討嫌，實際上是說林彪討嫌！
    林彪在他的多次講話中，一再稱頌毛澤東為天才。
    關于什么是天才，有沒有天才，馬克思是不是天才，毛澤東是不是天才……都是可以討論的。天才無非是比普通人聰明些，智商高些。毛澤東確實比普通的中國人要聰明得多，智商高得多。
    問題的關鍵，誠如毛澤東早在1966年7月8日那封寫給江青的信中所一語道破的：
    “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chǎn)黨的鐘馗了?！?br />     于是，在修改憲法時，為了那么一個副詞———“天才地”，引起懷仁堂內一番論戰(zhàn)。
    這論戰(zhàn)絕非關于天才的“學術講座”，卻是一場借此而爆發(fā)的政治格斗！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六十八章　國家主席之爭
    在修改憲法時，關于要不要寫上國家主席的條文，爆發(fā)了一場激烈的論戰(zhàn)。
    本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設國家主席，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早就明文規(guī)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是毛澤東。1959年4月，當?shù)诙萌珖嗣翊泶髸谝淮未頃h舉行時，毛澤東聲言為了集中精力考慮一些重大問題，決定辭去國家主席職務（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于1958年冬向全黨發(fā)出了毛澤東準備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的說明緣由的文件），劉少奇當選為第二任國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劉少奇又一次當選為國家主席。在“文革”中，劉少奇慘遭迫害，于1969年11月12日晨6時45分，死于河南開封軟禁之地。在劉少奇死后，國家主席空缺。
    誰繼任國家主席呢？
    按照當時的政治形勢，只有兩人可擔此任：要么毛澤東，要么林彪。
    毛澤東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當國家主席，如今年歲更大了，難道還會重新?lián)未寺殻?br />     如果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則非林彪莫屬了！
    重讀憲法中關于國家主席的條文，林彪對國家主席所擁有的不小的權力發(fā)生很大興趣。
    盡管在中共九大，林彪成為唯一的黨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載入黨章，不過，這個副主席之職，還填不了林彪的權欲。因為他發(fā)現(xiàn)，黨的副主席并沒有多大實權：毛澤東是黨的威望無比的領袖，一切黨的重大事務必須由毛澤東拍板；至于政府，一切由周恩來主管。
    林彪企望著當國家主席，而且看來唯有他可能當選國家主席———因為毛澤東既然早在1959年他66歲時便辭去國家主席之職，豈會在1970年他77歲時重新出任國家主席？
    毛澤東當然對林彪的心態(tài)一清二楚。
    黃河有九曲。政治舞臺上的語言，要拐九十九個彎。
    林彪明知毛澤東不可能再出任國家主席，可是卻再三“提議”：國家主席請毛澤東“兼任”。
    林彪以為，毛澤東一定會謙讓，會說：“請林彪同志任國家主席。”一旦有了這樣“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當然成為國家主席。
    毛澤東呢？也有他的高招。他明白，如果他自己不當國家主席，那就必定要提名林彪為國家主席。然而，他又不愿意提名林彪擔任國家主席，于是，他干脆建議在修改憲法時，刪去在原憲法中的第二章第二節(jié)，來了個“不設國家主席”！
    明明雙方劍拔弩張，可是，卻都“化了妝”：林彪敦請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毛澤東建議不設國家主席。
    1970年3月8日，毛澤東正式提議，召開四屆人大，并修改憲法。毛澤東同時提議，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不設國家主席。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jù)毛澤東的意見，開始了修改憲法的準備工作。
    于是，陳伯達與張春橋在起草憲法修改方案中，產(chǎn)生了爭論：陳伯達主張應當放入有關國家主席的條文，張春橋則主張刪去原有的有關國家主席的條文。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憲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寫出《關于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送呈毛澤東。毛澤東閱批了這一報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義，討論召開四屆人大的問題。
    林彪在蘇州。他在3月9日讓葉群給在北京的黃永勝、吳法憲說：“林副主席贊成設國家主席?！?br />     毛澤東不予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讓秘書給毛澤東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
    毛澤東的答復很巧妙。他讓秘書回電蘇州：“問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夜11時30分，林彪在蘇州讓秘書于運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掛電話。當時于運深記下的林彪原話全文如下：
    一、關于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tài)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tài)。
    二、關于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
    ※※※
    毛澤東不直接說不同意林彪當國家主席，而是說建議不設國家主席；林彪不直接說我要當國家主席，而是說國家主席還是要設，請毛澤東當國家主席。雙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達到自己的目的。
    ※※※
    林彪這三條意見，第一條是假話，第三條是真話，第二條是無所謂的話，他確實是不愿“擔任副主席”了！
    就在接到林彪電話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給毛澤東寫了請示報告。毛澤東對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作此事，此議不妥?！?br />     這是毛澤東第二次毫不含糊地否定了關于設國家主席的意見。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借用《三國演義》中的典故，告誡林彪：
    “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br />     毛澤東談笑風生，而他的笑聲中飽含著尖刻的諷喻。
    這是毛澤東第三次表明了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
    林彪仍一意孤行。據(jù)吳法憲在1971年10月21日親筆交代：
    （一）1970年4月中旬和下旬，主席兩次告誡林彪不要再提國家主席之后，5月中旬有一次我見林彪時，我問他對憲法修改有什么意見，他說：他主張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林彪要我和李作鵬在憲法工作小組會上，提出寫上國家主席一章。
    （二）1970年7月，葉群曾向我當面說過：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么辦，往哪里擺？
    （三）1970年8月初葉群打電話對我說：林彪的意見還是要堅持設國家主席，你們應在憲法工作小組提議寫上這一章。
    ……
    陳伯達堅決站在林彪一邊，成為林彪的“親密戰(zhàn)友”。1970年5月14日，葉群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同游長城?；貋砗?，葉群賦詩一首，內中有句“相將奮起衛(wèi)紅旗”。據(jù)葉群自云：“相，陳伯達；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紅旗，林副主席?！?br />     這么一來，陳伯達成了林彪之“相”。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開會期間，毛澤東第四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毛澤東指出：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
    其實，關于憲法中設不設國家主席之位，究竟為了什么，明眼人皆知。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當時在全國政協(xié)機關的小組討論會上發(fā)言，便點明了問題的實質：“比如設國家主席，一國的元首，不能沒有。設國家主席是一回事，選誰當國家主席是一回事。國家主席不可不設，什么人當國家主席則可以經(jīng)過法定手續(xù)來選……”如此明白的事，連“靠邊站”的梁漱溟先生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國家主席設與不設之爭仍在中共高層激烈地進行著——
    —毛澤東不直接說不同意林彪當國家主席，而是說建議不設國家主席；林彪不直接說我要當國家主席，而是說國家主席還是要設，請毛澤東當國家主席。雙方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達到自己的目的。
    不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態(tài)度并不一致：
    毛澤東四次申明不設國家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態(tài)度非常明朗；林彪懷著爭權奪利的目的，主張設國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另三名常委———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則從不同的角度，主張設國家主席。
    1998年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年譜》第一次透露了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真實情況：
    “（1970）8月22日，到毛澤東處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關于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討論中除毛澤東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據(jù)群眾愿望和要求，應實現(xiàn)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周恩來提出，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后接見外國使節(jié)等外交禮儀活動可以由國家主席授權?？瞪f，設國家主席，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在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也這么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于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處在這一矛盾中，我們感到壓力很大。陳伯達說，如果這次毛主席再擔任國家主席，將對全國人民是一個極大的振奮和鼓舞。陳伯達講后，林彪也附和。毛澤東在會上仍然堅持不設國家主席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愿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br />     也就是說，在五常委之中，四人贊成設國家主席，只有毛澤東一人反對！
    但是由于毛澤東的崇高威望，四常委最后還是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

及時雨

《陳伯達傳》 第六十九章　兵敗廬山
    林彪氣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處已架好六條電話專線。上山之后，兩架云雀式直升飛機在山上待命。這位“副統(tǒng)帥”仿佛隨時預防不測。廬山上的嚴峻形勢，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準備了。
    ※※※
    霧鎖群嶂，云漫眾峰。廬山，浮云遮望眼，難識真面目。匆匆11載，彈指一揮間。
    1970年8月20日，陳伯達從北京飛抵江西九江機場，又從那里上廬山，不勝感慨。11年前，在那次廬山會議———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他先是跟彭德懷站在一起，然后隨機應變，倒打一耙，化險為夷。眼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即將在廬山召開，故地重游，11年前的余驚不時襲上陳伯達心頭。
    這次會議，按照事先通知的議程，共三項：討論修改憲法問題；國民經(jīng)濟計劃問題；戰(zhàn)備問題。
    成串的小轎車沿著盤山公路上行。155名中共中央委員、100名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帶著秘書、工作人員，云集廬山。
    中央委員們當然知道上廬山干什么。在工作人員之中，也有毫無所知的。
    筆者曾訪問過當年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秘書史敬棠。據(jù)他回憶，陳伯達秘書王保春打電話來，要他準備出發(fā)，到哪里去，干什么，一概不知。
    史敬棠在50年代，曾幫助陳伯達編《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在陳伯達那里工作過，后來，他調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當秘書，而研究室的主任便是陳伯達。
    史敬棠接到緊急通知，趕往中共中央辦公廳，那里的工作人員把他送到機場。這時，他仍不知飛往哪里。
    上了大飛機，看見機艙里坐著朱老總和董必武，史敬棠這才意識此行非同小可，更不敢隨便打聽。
    大飛機離開北京之后，飛了好久，在一個機場著陸。這時，乘客改乘幾架小飛機。越過一條大江（長江），降落在一個不大的機場上（九江機場，當時還不能起降大型飛機）。
    換坐小轎車，直至上山時，史敬棠才明白到了廬山。
    在廬山，史敬棠得到通知：“是伯達同志要你來。他住在半山。有事，會議秘書找你?！?br />     另外，中共中央辦公廳還告訴他：“你在你住的地方休息，看書。沒有電話找你，不要外出。不要到處走?！?br />     沒多久陳伯達來電話，交給史敬棠一個奇特而緊急的任務：“馬上查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天才的語錄，查到越多越好！”
    史敬棠毫無思想準備。倘若他事先知道上廬山是完成這個“任務”，他必定會從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guī)б徽遵R、恩、列、斯全集來。
    他身邊除了紅色的《毛主席語錄》，沒有別的書。去附近的九江或者南昌圖書館去查吧，上了山就不準下山。
    他寄希望于廬山圖書館。跑到那里一看，那是一個小型的圖書館，藏書不多。史敬棠把那里所有的馬、恩、列、斯著作全抱了回來，在住處查找。查到一條，就用紙條夾好，再用鉛筆在書上畫好記號。
    借來的書很有限。史敬棠只得掛長途電話給北京，請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事幫助查找有關“天才”的語錄，通過電話一條條傳上山。怕電話中會念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還把查到的語錄密封，直送中共中央辦公廳，托飛往廬山的飛機捎來。
    史敬棠告訴筆者，他當時只知道執(zhí)行公務，一點也不知道陳伯達為什么急于要尋找這些關于“天才”的語錄。
    雖然史敬棠20來歲就前往延安，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但他畢竟只是做秘書工作，高層的政治風云對于他來說如同廬山迷霧一樣難知真諦……
    8月21日上午，林彪、葉群飛抵九江機場。
    與林彪、葉群一起上山的，還有一位“軍委秘書”。這位“軍委秘書”酷肖林彪。他不是別人，正是林彪之子林立果。
    林彪氣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處已架好六條電話專線。上山之后，兩架云雀式直升飛機在山上待命。這位“副統(tǒng)帥”仿佛隨時預防不測。廬山上的嚴峻形勢，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準備了。
    往常，陳伯達總往毛澤東那邊跑。如今他已改從新主，朝林彪這邊跑。林彪抵達廬山的當天下午，“理論家”去林彪那里，談了一個多小時。他們商量了如何對“陸定一式的人物”發(fā)動攻擊。
    陸定一早在1966年5月被打倒了。眼下，他們所說的“陸定一式的人物”是有著特殊的含義———指的便是張春橋。因為直接與毛澤東沖突，他們不敢；與江青、康生交鋒，還不是時候；最合適的攻擊目標，便是張春橋。在他們看來，張春橋的腰桿還不算太硬?！跋却蛉跣≈當场?，兵家歷來如此。
    “相”來了，“將”也來了，除了黃永勝留守北京之外，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也都前來林彪下榻之處密商。
    ※※※
    一場閃電式的攻擊戰(zhàn)，在一個多小時后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展開了……大抵是把“出奇制勝”之類軍事韜略搬到政治舞臺的緣故，林彪的長篇講話顯然是經(jīng)過精心準備、思索的。有礙于昨天毛澤東已當面否決了設國家主席，林彪不便于正面沖鋒，來了個“迂回進攻”。
    ※※※
    據(jù)吳法憲交代：
    “1970年8月21日在廬山，黃昏前葉群邀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去游仙人洞。葉群說：設國家主席還要堅持。我根據(jù)林彪、葉群的交代，8月23、24、25日先后同王秉璋、王維國、陳勵云等人講過堅持設國家主席問題，對其中有些人還講過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么辦，往哪里擺。”
    據(jù)陳伯達晚年回憶，他一上廬山，就與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來往密切：“到廬山下飛機時，我告訴吳法憲，這次憲法草案修改后，主席如果批發(fā)，就很好，不要再提什么意見了。記得，后來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幾個人到過我那住處一次，我又再重復這個話?！?br />     翌日———8月22日，已處于暴風雨的前夜。
    2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廬山召開常委會。毛、林、周、陳、康相聚。常委會上似乎風平浪靜。毛澤東重復他在中共九大召開時說過的話：“希望這次大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毛澤東又一次強調“團結”，顯然是針對著存在不團結的現(xiàn)象而說的。
    周恩來則對明日大會開幕式怎么開，三項議程怎么安排，談了具體的意見。林彪又一次提出在憲法中要有國家主席的條文，遭到毛澤東當面否定。林彪很不高興，沒有表示要在明天的開幕式上講話。
    政治局常委會議結束之后，陳伯達又去林彪那里。因為許多機密要事在電話中談甚為不便，陳伯達與林彪的私下接觸變得異常頻繁。
    政治局常委會決定，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定于23日下午3時舉行開幕式。上午，陳伯達又去林彪那里。
    中午，正準備午睡的史敬棠，突然接到陳伯達的電話，要他立即去一下。據(jù)史敬棠對筆者說，他到了陳伯達那里，見陳伯達桌子上放著一本1954年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陳伯達指著第二章第二節(jié)“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口授了若干修改意見，要史敬棠當場按他的意思寫成新的條文。寫完后，陳伯達看了一遍，又作了一些修改。前后大約花了一個小時。改畢，陳伯達讓史敬棠回去。史敬棠如同被蒙在鼓里一般，不知陳伯達為什么如此著急要擬定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新條文。一場閃電式的攻擊戰(zhàn)，在一個多小時后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展開了……23日下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霧中廬山拉開帷幕，原定3時開會，但直到3時45分才正式開始。
    周恩來根據(jù)昨日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在會上宣布三項議程，談了會議時間的安排，傳達了毛澤東關于“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的意見。
    就在周恩來講畢之后，林彪突然在大會上講話，一講就講了一大篇，完全出人意料。
    大抵是把“出奇制勝”之類軍事韜略搬到政治舞臺的緣故，林彪的長篇講話顯然是經(jīng)過精心準備、思索的。那天上午，他就和葉群仔細研究了一番。
    林彪在講了一番堂而皇之的開場白之后，像往常一樣，擺出“親密的戰(zhàn)友”、“最好的學生”的姿態(tài)，頌揚毛澤東，頌揚“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說著，說著，漸入“正題”。
    林彪說：“我們說毛主席是天才，我還是堅持這個觀點。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學問，他的實際經(jīng)驗，不斷地發(fā)展出新的東西來?！?br />     林彪鼓吹了一番天才論之后，很含蓄地談及了國家主席問題。有礙于昨天毛澤東已當面否決了設國家主席，林彪不便于正面沖鋒，來了個“迂回進攻”。他說：“這次我研究了這個憲法，表現(xiàn)出這樣的一個情況的特點，一個是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tǒng)師的這種地位，毛澤東思想作為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這一點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憲法的靈魂。”
    林彪所說的“國家元首”，也就是“國家主席”的另一種提法罷了。他的這段話，婉轉地重申了設國家主席的主張。
    林彪的這一席話，向毛澤東公開挑戰(zhàn)。用“文革”的慣用語言來說，叫做打著“紅旗”反紅旗。林彪的講話，打的是頌揚毛澤東的旗號，骨子里卻在那里反毛澤東。毛、林從“親密戰(zhàn)友”到反目成仇，雖然有一個發(fā)展、漸進的過程，而林彪的這一突然襲擊式的講話，卻是一個轉折點。
    ※※※
    就在陳伯達發(fā)言的同時，按照林彪的統(tǒng)一部署，林彪集團的成員們在各個小組里也紛紛發(fā)言，傾巢出動。
    比起幾員武將來，陳伯達終究是“宣傳老手”。他迅速地改定自己的發(fā)言記錄稿，作為華北組的二號簡報付印。
    24日這一天，是陳伯達最為忙碌、興奮的一天。
    ※※※
    24日的黎明，悄然來臨，林彪的“將”和“相”們雖然忙了一夜，卻早早起床了，他們處于亢奮之中?！案苯y(tǒng)帥”昨日一馬當先，今日他們便要上陣廝殺了。
    一早，葉群便把林彪的意思，轉告“將”和“相”。她說：“今天下午要分組討論，你們要在各組發(fā)言。如果你們不發(fā)言，林副主席的講話就沒有根據(jù)了?！?br />     葉群談了以下“注意事項”：
    一、要表態(tài)擁護林副主席講話，堅持天才觀點；
    二、要堅持設國家主席。但是，因為常委會已作了決定，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暫時不要提了，以免被動；
    三、林副主席在講話中沒有點名，你們在發(fā)言中也不要點名；
    四、集中火力攻“陸定一式人物”，不要講康生反對“四個偉大”的提法，打擊面寬了，主席那里通不過，雖然張春橋的后臺就是江青，但在發(fā)言中半個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則就要碰壁，問題暴露了，什么也搞不成。
    五、你們在發(fā)言時，要用眼淚表示自己的感情。
    “導演”如此詳細規(guī)定了“演員”們的臺詞以至表情，到了下午分組討論的時候，“演員”們一齊動作起來了。那份連夜趕印的論“天才”的語錄，出現(xiàn)在各小組會會場。
    “陳伯達回憶說：
    “我是屬于華北小組的，在會上，我發(fā)言除了會上記錄外，我也預先簡單寫幾句，內容已不完全記得，但天才問題是說了的……”
    陳伯達當時是跳得最高的一個。他先是以“理論家”的架勢，談論了一通毛澤東對于中國革命和馬列主義的貢獻，毛澤東思想是如何光輝，然后話鋒一轉，指向了張春橋：
    但是，竟然有個別的人把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chuàng)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wèi)和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話說成“是一種諷刺”。
    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興，像跳舞一樣高興。
    就在陳伯達發(fā)言的同時，按照林彪的統(tǒng)一部署，林彪集團的成員們在各個小組里也紛紛發(fā)言，傾巢出動。
    葉群在中南組，用很氣憤的神情說：“林彪同志在很多會議上都講了毛主席是最偉大的天才，說毛主席比馬克思、列寧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難道這些都要收回嗎？堅決不收回，刀擱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吳法憲這位空軍司令，在西南組以猛烈的炮火攻擊張春橋：“這次討論修改憲法中有人對毛主席天才地、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馬列主義的說法，說是個諷刺。我聽了氣得發(fā)抖。如果這樣，就是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推翻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來貶低偉大的毛澤東思想?！?br />     李作鵬在中南組，提出一系列的“有人”、“有人”，暗指張春橋：“本來林副主席一貫宣傳毛澤東思想是有偉大功績的，黨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憲法上反對林副主席。所以黨內有股風，是什么風？是反馬列主義的風，是反毛主席的風，是反林副主席的風，這股風不能往下吹，有的想往下吹，有人連‘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他都反對，說不符合歷史?！?br />     邱會作在西北組，同樣來了個“不點名的點名”：“對毛主席思想態(tài)度問題，林副主席說‘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繼承、捍衛(wèi)……’這次說仍然堅持這樣觀點，為什么在文化革命勝利、（九屆）二中全會上還講這問題，一定有人反對這種說法，有人說天才、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是一種諷刺，就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由于“副統(tǒng)帥”事先統(tǒng)一過口徑，所以“相”和“將”們步調是那么的整齊，全線出擊。
    不過，比起幾員武將來，陳伯達終究是“宣傳老手”。他迅速地改定自己的發(fā)言記錄稿，作為華北組的二號簡報付?。偺枮榱枺?。這樣他在華北組上的一席話，化為鉛字，馬上會使所有出席會議的中共中央委員看到。這期簡報由華北組組長李雪峰在24日晚10時多簽發(fā)付印，25日晨向與會者分發(fā)。
    24日晚，陳伯達還干了一件重要的事：林彪23日下午在開幕式上的講話，已由工作人員根據(jù)錄音整理出來。
    林彪的講話記錄稿共24頁，上萬字，陳伯達作了精心修改。陳伯達把林彪原話中“因為他那個中央不同”之類太刺眼的詞句刪去了，把“最高的一聲號令”改為“上層一些同志的一聲號令”等等。
    24日這一天，是陳伯達最為忙碌、興奮的一天。
    ※※※
    “文革”把毛澤東推擁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他的“最高指示”意味著“終審判決”。
    毛澤東嚴肅地作出三項指示。
    毛澤東的話，使陳伯達丟魂喪膽，使林彪極為難堪。
    ※※※
    又一個黎明到來了。
    25日清早，散發(fā)著油墨氣味的華北組二號簡報在廬山上分發(fā)，廬山震動了！
    簡報稱贊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非常重要，非常好，語重心長”，代表了全黨的心愿，代表了全軍的心愿，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心愿。
    簡報強烈要求：毛澤東同志當國家主席，林彪同志當國家副主席（注：這是用特殊的語言和方式堅持設國家主席）。
    簡報對陳伯達在講話中提到的所謂“妄圖否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強烈的憤慨；表示對這種人，應該“揪出來”，“應該斗倒斗臭，應該千刀萬剮”！
    這份簡報，一下子使廬山的政治氣溫驟然上升。
    林彪聽了秘書念簡報，笑了。林彪說：“聽了那么多簡報，數(shù)這份有分量，講到了實質問題。比較起來，陳伯達講得更好些?！?br />     吳法憲一看簡報，后悔讓陳伯達搶了頭功。他急令西南組也出簡報，吳法憲在自己的發(fā)言記錄里補加了許多“尖端性”的詞語，諸如“篡黨奪權的野心家、陰謀家”、“定時炸彈”、“罪該萬死”、“全國共討之，全黨共誅之”。
    李作鵬一看簡報，也著急了。他對邱會作說：“你看人家登出來了，你們西北組溫度不夠?！鼻駮髻澩溃骸耙訙?，要加溫！”
    林彪的頭腦熱了。林彪的“相”和’將”們忙于加溫?？墒牵珴蓶|卻說自己的手涼了！
    那是毛澤東把南京軍區(qū)司令許世友上將找去，毛澤東把自己的手放在許世友的手上，對他說：“你摸摸，我手是涼的。我只能當導演，不能當演員。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選我做國家主席！”
    廬山的氣候瞬息萬變，25日上午，葉群獲知重要情報：“十一樓”帶著張春橋、姚文元去找毛澤東告狀了！
    據(jù)云，江青一見到毛澤東，就尖聲大叫：“主席，不得了哇！他們要揪人！”又據(jù)云，毛澤東讓江青回去，只見張、姚……
    毛澤東跟張、姚說些什么呢？葉群不得而知。不過，她猜得出來，張春橋是被“揪”的人，顯然向毛澤東求救！
    毛澤東如何“裁決”，將決定廬山會議的斗爭方向：只要毛澤東說一聲“張春橋該揪”，那么廬山會議將是批判張春橋的會議，林彪和陳伯達將大獲全勝；倘若毛澤東支持張春橋，那……
    下午，按原定日程，仍是分組討論。不過，毛澤東臨時通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組組長會議。各組照舊討論。
    毛、林、周、陳、康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從毛澤東臉上消失，預示著會議的氣氛是沉重的。“文革”把毛澤東推擁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他的“最高指示”意味著“終審判決”。
    毛澤東嚴肅地作出三項指示：第一，立即休會，停止討論林彪在開幕式上的講話；第二，收回華北組二號簡報；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團結起來，陳伯達在華北組的發(fā)言是違背“九大”方針的。
    毛澤東的目光射向陳伯達，十分嚴肅地說：“你們繼續(xù)這樣，我就下山，讓你們鬧。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要我早點死，就讓我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
    毛澤東的話，使陳伯達丟魂喪膽，使林彪極為難堪。大約為了給林彪留點面子，毛澤東對林彪說：“我勸你也別當國家主席。誰堅持設，誰去當！”
    毛澤東的一席話，使廬山的政治氣溫驟降。林彪和陳伯達都意識到，這一回他們輸了！
    倘若從23日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發(fā)動突然襲擊，到25日下午毛澤東下令收回華北組二號簡報，連頭帶尾，不過兩天半時間，一下子便兵敗廬山。
    林彪集團丟盔卸甲，一蹶不振：
    林彪———悶悶不樂回到住所，一聲不吭，臉色刷白。
    葉群———吩咐秘書道：“要降溫了！我的書面發(fā)言不要整理了，你把草稿給我?！绷至⒐胺嚵耍勾竺沽?！”
    陳伯達———如今回憶道：“‘揪’到我頭上，始料不及！”
    吳法憲———后來回憶道：“我聽了之后，情緒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緊張，心冷了半截，后悔莫及了，知道犯了錯誤了！”
    李作鵬———懊惱地說：“這下子麻煩了！”邱會作———從會議記錄中撕下自己的發(fā)言記錄。
    剛剛還氣壯如牛，轉眼間潰不成軍，一敗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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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說只是“一點意見”，卻“一句頂一萬句”，從政治上宣布了陳伯達的死刑。陳伯達的政治生命，從此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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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jù)檔案所載，25日之后的日程大致如下：
    2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今天不開分組會，各省自己談，也可以參觀廬山。晚上看電影?！?br />     26、27日，周恩來、康生找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談話，追查他們在會上的發(fā)言情況，并要求吳法憲作檢討。
    28日晚，林彪對吳法憲說：“我們這些人搞不過他們。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br />     “你沒有錯，不要作檢討?！?br />     葉群打電話安慰吳法憲說：“你犯錯誤不要緊張，還有林副主席、黃永勝在嘛！只要不牽涉到他們二人就好辦，‘大鍋里有飯，小鍋里好辦’。”陳伯達自從25日之后，從未去過毛澤東那里，變得消息閉塞。他不知道毛澤東那里的動向。毛澤東這幾日“沉寂”著。其實，毛澤東找了許多人個別談話，在了解陳伯達的幕后活動，在考慮著如何“分割”林彪和陳伯達。林彪畢竟是“副統(tǒng)帥”、“接班人”、“第二號人物”，他的名字是寫入黨章的。
    倘若在廬山發(fā)動一場批林運動，震動太大了，全黨、全國都一下子轉不過彎子來。雖然毛澤東明白陳依附林，林利用陳，林是頭子，陳是軍師，而林、陳不能一鍋端，只可分而擊之。
    8月31日，毛澤東終于對陳伯達來了個總清算、總攻擊。毛澤東針對陳伯達所編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于稱天才的幾段語錄》，寫下那篇著名的《我的一點意見》。雖說只是“一點意見”，卻“一句頂一萬句”，從政治上宣布了陳伯達的死刑。陳伯達的政治生命，從此終結。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改變了議程，轉入批判陳伯達。只是因為毛澤東在《我的一點意見》中加了“我們兩人一致認為”，保護了林彪，使林彪依然保持“副統(tǒng)帥”的地位。
    后來，事隔一年，在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即“九·一三事件”爆發(fā)前夕，毛澤東曾多次談及廬山的九屆二中全會，談得就更加明朗化了，批了林彪，也批了陳伯達。
    面對毛澤東的嚴厲、尖銳的批評，陳伯達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陳伯達把最后的一點希望，寄托在毛澤東身上。
    陳伯達求見毛澤東，渴望毛澤東能夠寬恕他。在廬山，唯一能夠拯救陳伯達的是毛澤東。陳伯達的回憶，透露了1970年9月5日上午他平生與毛澤東最后一次見面的情景——
    —這是迄今從未披露過的：
    我請求見毛主席。等了一會，毛主席那里來電話要我去。我很高興去了。這是最后得見毛主席。
    見面握手以后，他說：“這兩年你都不見我看我了?！?br />     的確，這兩年除了開會外，我很少單獨去見毛主席，這是違反以前多年的習慣的。
    毛主席說我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來見了。還說我文章也不寫了，總是動動嘴巴，叫別人去寫……
    毛主席批評我參加“軍事俱樂部”。我說，我愿做自我檢討。毛主席說，這樣很好，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我感激毛主席這個寬大的盛意，但是一下子，說不了很多話。毛主席談話很簡短。告別時，毛主席同我親切地握手，說：“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br />     隨后，組織上通知我，由周恩來同志、康生幫助我寫反省。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終于閉幕。在閉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毛澤東在閉幕式上作了講話。
    毛澤東在講到廬山會議這場斗爭時，批評林彪一伙“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毛澤東說：“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極而言之，無非是有那個味道。我說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你的。”
    正式發(fā)表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公報沒有真實透露霧中廬山那場驚心動魄的斗爭。直到一年以后發(fā)生“九·一三”事件，人們重讀公報，才明白是暗示著批判了“天才”論和林彪、陳伯達的分裂主義。
    1989年9月20日，已經(jīng)刑滿的85歲的陳伯達離開了這個世界。在他生前筆者采訪他時，他一次又一次提到：“我的罪惡是重大的。”
    （完）